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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后的群体行为反应——群体冲突

摘要:第三节 挫折后的群体行为反应--群体冲突 。 泰南地区的现代化历程是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不足的条件下,由泰国政府采用强制手段造就的外源性现代化。人的供需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相反,各种社会矛盾和动荡呈现出集中、急速、大幅度爆发的状况,导致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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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挫折后的群体行为反应--群体冲突

  泰南地区的现代化历程是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不足的条件下,由泰国政府采用强制手段造就的外源性现代化。人的供需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相反,各种社会矛盾和动荡呈现出集中、急速、大幅度爆发的状况,导致泰南马来穆斯林的需求受挫,促使冲突更加剧烈。"经济与政治权势的转移是激烈的,传统的权势集团的反抗也是强烈的,在大多数场合就会把暴力斗争都提上日程。"暴力冲突成为群体表达自己不满最常见的手段。泰国政府在泰南地区的同化变成了泰南马来穆斯林和泰国政府之间的群体冲突。

  一、群体冲突的作用机制。

  泰南马来穆斯林和泰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同群体之间因为需求和利益矛盾产生的冲突。在进一步解读泰南泰南冲突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群体冲突产生的作用机制有所了解。

  (一)群体冲突的定义。

  "冲突是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为为了某种目标或价值观念而相互斗争,压制、破坏甚至消灭对方的方式或过程。"冲突的更为直接的目的是要打败对方,它是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的一种互动行为。冲突的双方有直接的、公开的、面对面的接触。由于冲突各方往往在价值观念上有很大的差距,因而他们虽然在同一领域里争斗,但所要实现的目标可能各不相同。

  群体冲突群体冲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团体在目标上相互不相容或相互排斥,从而产生心理上或行为上的矛盾。

  (二)群体冲突产生的原因。

  第一,群体冲突是资源争夺的结果。资源说认为,如果双方存在资源供需关系,那么,当一方拒绝给予另一方资源,造成资源的短缺以及自愿的交换在人际传播的过程中被破坏的时候就会发生冲突。

  但人类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同团体在资源的占有和享用上就会有竞争,有竞争就可能产生冲突。"在资源缺失的情况下,也会变得对他人充满敌意和仇视。不同民族间的冲突很多时候也是资源竞争产生的冲突。"作为利益集团的各民族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由此又衍生出民族歧视,这是逻辑的必然。

  "两种文化的团体和个人由于文化的障碍,在缺乏与对方沟通的情况下,就会采取对抗和不合作的态度。"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都不信任对方,担心别人会利用公共的资源,导致自己的利益在这种竞争中受到伤害。

  第二,社会地位差异导致群体冲突。社会认同感缺失导致的群体冲突是由于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对不同社会团体的认同和敌意,往往也是因为双方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当这种不平等存在的时候,双方之间必须用某种方式去合法化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优越感,或是合法化自己的敌意和反抗。在冲突产生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采用某种态度来合法化自己的行为。

  差异造成的误解和敌意会随着交往的增多而日益增加。当这些民族分别处在疏远和隔离的情况时,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只是书面和间接的,不容易造成双方冲突。但是随着迁移和经济的发展,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也逐渐上扬,冲突加剧。

  第三,不公平分配导致群体冲突。公平分配学说认为人们总是认为投资与收益应当成正比,一旦公平分配的原则被打破,投资与收益不成正比,人没有意料之外的成功或回报的时候,人们没有就会恼怒,就有可能发生冲突。

  但人们总想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回报,人人都试图在关系中占有有利的地位,回报值越高,采取寻衅行为的概率越高。为了维护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换的原则,社会会形成自己的一套准则。一旦交换的一方破坏了这样的准则,就有可能发生人际冲突。

  当我们知觉到不公平时,就会发生冲突,我们认为回报应该是与贡献相等的,我的回报与我的贡献比例应当等同于你的回报与你的贡献。一旦人们觉得自己的贡献多而回报少,就会认为自己在这一社会关系中被利用、被剥削,从而感到不愉快。跨文化冲突,很多时候是由于不平等的文化地位造成了一方或双方对于自己贡献的评判差异。"那些越是认为自己能力强、自尊心强的人,越容易强调自己的贡献,越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也越想去报复社会关系中的另一方。"第三,群众心理特征引发群体冲突。有学者认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群众的心理特征,即在社会公众中产生的普遍不平、失望、憎恶与恐惧的心理特征是群体事件诱发的直接原因。

  在改革过程中,群众期望值越高,群体的心理承受能力越低。加上宣传工作的片面性,会造成社会矛盾的积聚和社会心理的躁动不安。这种心理积淀到一定程度就会借机发泄。

  廖和平、曹汉林也认为社会心理是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民族心理中存在的迷信权威和反抗强权的心理,多元化导致的观念冲突和无序状态,"相对剥夺感"下产生的"绝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正,政府及官员失信于民,阶层意识显性化与法不责众的思想的结合,以人力来对抗财力和权力的一种潜在的阶级对抗意识等因素共同构成了群体事件的心理原因。

  董嘉明也认为群体冲突酝酿形成过程的社会心理机制是由相对剥夺感引发的,发生时受到了从众心理和扩散中的传言诱导,发展激化过程中情绪感染与模仿起到了作用,匿名化会让个人勇于参与群体冲突。

  赵中天认为,冲突产生的心理学原因是我们的直觉错误。一种是自我服务的偏差,就是我们更愿意美化自己和自己团体的行为,我们甚至会对客观的现实信息过滤和改造。另一种错觉产生的原因是团体思维的特性,既总认为自己的团体是讲道德的、强大的,而对方的团体是邪恶的、软弱的。错误的直觉造成双方冲突的预期,敌意的预期再促生敌意的行为。这种直觉的敌意被对方感知,期望就变成了敌意的现实。

  第四,科纳的综合因素导致群体冲突论。科纳(Walker Con-nor)认为影响族际冲突的因素包括历史因素,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相对剥夺感,文化的失落所产生的心理疏远,"中心-边缘"关系以及国家角色受侵蚀。

  戈登(M.M.Gordon)提出,如在某一多民族国家或是他的一个城市社区,生活着几个生活地位不同,收入差异大的民族集团,那么,按照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他们之间会彼此不相容,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优越感。

  他认为,同化类型,整体同化程度,冲突程度,得到社会报酬的程度,这四个因素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权力和冲突的因变量。颜坷、胡丹丹也认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由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决定。

  二、泰南地区的群体冲突。

  泰南马来穆斯林和泰国政府之间的冲突,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首先,20 世纪 30-60 年代泰南地区的群体冲突是资源争夺的结果。土地和权力是政府和泰南马来穆斯林争夺的目标。18 世纪末,暹罗政府要控制北大年,目的就是要把泰南地区作为战略缓冲地,防止殖民国家吞并泰南,进而进攻曼谷地区。同时,吞并北大年能够扩充暹罗的领土,获得更多的资源,也能在形式上彰显暹罗的国威,塑造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强国形象。北大年一分为二以后,暹罗政府加强了对泰南地区的控制。土地拥有权,还是暹罗主要争夺的对象。

  80 年代的官员甚至赤裸裸地说泰南地区的马来人可以离开,但是他们的土地必须要留下。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泰南地区政权的实际控制权成了泰国政府和泰南马来穆斯林争夺的目标。泰国政府从 20 世纪初就一直在为掌控泰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努力。他们先是用政治高压和金钱补偿的方法让马来穆斯林贵族统治阶层离开了政治权力中心,然后又通过泰南地区各级政府机构的设置,加强了对泰南地区的经济、宗教、法律、教育等方面的行政管理力度。而泰南马来穆斯林最初的反抗就是泰南失去政治领导权的王室后裔领导的要求获得权力的斗争。在 1947 年哈吉·素隆向政府提交的七条发展泰南的建议中,提升本地穆斯林在泰南公务员中的比重,把马来语和暹罗语共同视为官方语言,泰南税收用于当地人民是他们的核心要求。泰南分离组织提出的自治、独立口号目的也是要行使泰南马来穆斯林的民族自决权。

  其次,20 世纪 30-60 年代的泰南冲突是群体差异导致的结果。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和泰国政府发展规划中的族群差别待遇,导致泰南地区长期存在经济上的相对贫困。而泰南马来穆斯林总人口数只占到全国人口总量的 5%,远离全国行政中心,偏居一隅的地缘状况又让泰南马来穆斯林很难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主导权作用。佛教又在泰国占据国教的地位。这些因素导致泰南马来穆斯林本身与主体民族之间就存在着差距。泰族在泰国有着绝对的优越感。这种差异造成了他们之间存在相互的敌意。"不同信仰的族群之间常以宗教文化的差异作为相互歧视与攻击的理由。"在泰国政府开发泰南地区的过程中,大量的泰人官员和佛教徒迁往南部地区,泰南马来穆斯林和泰国主体民族的接触增多,相互间发生冲突的频率也加大。

  再次,泰南冲突是权利和资源没有公平分配的结果。泰南马来穆斯林认为自身是泰南地区的多数民族,理应享有较多的参政议政权力。但是,泰南地区的政府官员多数都是由泰人佛教徒担任,泰南马来穆斯林通过合法途径挤进国家权力体系缺乏合法有效的路径。泰南马来穆斯林在泰南四府地方公务员中的比重一直是泰南马来人和泰国政府争论的焦点。而就经济地位而言,泰南马来穆斯林是泰南地区的土着,且人口众多,但是是泰人和华人在掌控当地的地方经济命脉。泰南人是泰南地区的穷人。泰南马来穆斯林一直都在试图掌握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政府的同化政策又从法律制度上把泰南马来穆斯林受歧视的边缘化地位固化。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产生报复之意。"当少数民族处于边缘化地位并开始反叛时,民族分离运动就会发生。"最后,政治、经济状况共同导致的心理上的因素才是泰南冲突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泰南马来穆斯林社会普遍对政府存在不平、失望、憎恶乃至恐惧的心理。焦虑不安导致摩擦产生。泰南马来穆斯林对国家政权没有认同感,不承认政府在泰南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对于泰国政府的强权统治,他们坚决反抗。"相对剥夺感"下产生的"绝对剥夺感",主体民族的歧视,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和失信于民,让泰南马来穆斯林的内群体偏好得到强化,他们把泰国政府看成了是邪恶的的代表。这种错误的直觉造成双方冲突的预期,敌意的预期再促生敌意的行为,并变成了泰南马来穆斯林和泰国政府之间冲突的现实。

  总的来说,泰南冲突的存在,有历史的遗留因素,也有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随着泰国政府泰南同化程度的加深,泰南冲突程度也加剧。

  此外,由于宗教因素在泰南冲突中地位上升,以及泰南问题的国际化,让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等国为首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也开始涉足泰南问题,为泰南分离问题提供支持。泰南地区的宗教冲突在向伊斯兰文明和非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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